现代大思想家鲁迅曾强调一个人所皆知的常识:路是人走出来的。
鲁迅说的并不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真理往往就蕴涵在最简单的事实中,只不过先生所说的"路",指的是人生之路;刻意强调这个真理,表达了先生对青年人的期待与厚望。
而"人生之路"的喻体,则是具体的道路,是在空间上沟通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通道。这原生意义上的道路,同样是人走出来的。没有道路,人就无法生存;连生存都不可能,还谈什么发展?"生存"中的人,都要谋求发展,都在谋求发展。所以,也就"走"出了一条又一条的道路。
当金沙江北岸的四川,当四川东部和北部的中原各地,世世代代的生民同云南各族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双脚走出这条"姚巂古道"时,我们从中窥见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孜孜不倦谋求发展的生命活力。
姚巂古道同云南境内的其他"古道"一起,沟通了西南边疆同内地的联系,沟通了祖国内地通过云南,同东南亚、南亚的联系。而这种"沟通"是一个过程,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古道漫漫","漫漫"是一种时间概念。
空间与时间,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对宇宙发展模式和规律的一种最准确的抽象,边疆各族人民和内地人民一起,在这些古道上"走"的过程,就是一个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化交流;广义的文化交流,也就是人类文明的互相沟通。通过"沟通"而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没有这种沟通,就没有文明的延续。
"沟通"所需要的条件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道路和交通。在这样的条件面前,并不是人人都平等的,人们往返于山高水险的云南,要付出的代价固然要比在平原地区轻松地走过大得多。
明代浙江人程本立来云南做官,走在姚巂道上,作了一首《自姚安出普(氵朋)》的诗,诗云:
层关飞鞍出寒云,万木归鸦乱夕曛。 山自蜻蛉川口合,路从鹦鹉岭西分。 道边筑室成新市,塞上屯兵久驻军。 远客谁无乡土念?悲笳吹动不堪闻。
到了他这个时候,这条道路畅通得多了。何况,这些耀武扬威的官爷,肯定是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地走过这条古道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有一种"独伦然而涕下"的悲壮之感。那么,在他以前的那些漫长的年月,在路还没有这么畅通的时候,那些披荆斩棘走过这条道路的人,他们的感受又该如何呢?
不敢也无法去想象这些往事了,后人的荣幸,就是能够坐享前人的成就。关键在于,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能否珍惜这些成就,能否为自己的"后人"创造更大的成就……
道路本来就是从无到有的,只不过现在已无从追溯这"无"的情状了。
周小卜西征来到两姚,征服蜻蛉河沿岸时,肯定这里已经有了道路,正像他随主帅庄跷一起走过的入黔进滇的道路一样。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周小卜正是与两姚地区实现文化交流的第一人。楚人的入滇,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制作技术带到云南,具体到两姚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制作技术的,正是周小卜及其部属。 自小卜以后,能为我们所知而又堪称文化交流使者和文明传播者的人,不在少数。那么,又从何说起呢?
首先自然是司马相如。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以绚烂多彩的文才和文赋,以及与美人卓文君传奇般爱情故事著称于世的司马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夷",曾从姚巂古道来到距叶榆(今大理)100多公里的地方。在两姚境内,司马相如曾停留了相当一段时间,尽管语言难通,知音渺渺,他还是在这里传授了文章和诗赋,向当地土著 的上层人物进行了频繁的讲学活动。
此后不久,奉朝廷之命与司马相如一起开发滇中地区益州郡的大臣韩说,曾领弄栋(姚安)、蜻蛉(大姚)两县。据民国《姚安县志》及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韩说也是一位文化人,在这边远的地区做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讲学和著述。
当时,由于印刷术还很落后,他只能把所掌握的汉字,用最原始的方式,向当地百姓进行传授,文明的火光,在最初是微弱的;但没有这"最初"的微弱火光,哪来以后的光辉灿烂?
盛唐时代,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先驱者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所播下的文明的种子,已开始生根、发芽、开花、结实。
随着朝廷对云南地区管理的深入和开发的加强,滇中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位于滇中腹地的姚安,已经成了云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个重镇。姚州都督府官员的委派,都是皇帝或者主要辅臣亲自定夺和送出长安的。跟随这些封疆大吏来边疆的,有很多文化人。甚至一些大师级的文化人,也千里奔波,随同来到姚州,如李善和骆宾王。
李善曾在朝中任集贤馆学士、兰台郎等职,唐高宗年间,作为一位"流官"来到姚安。当时,已经是一名蜚声朝野的著名学者,他的最大成果是对《文选》的注释。南朝时期,梁太子萧统编辑了一本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名为《文选》。因萧统曾受溢为"昭明",故又称《昭明文选》。
《文选》共有30卷,共收录作家130人,上起被萧统认为是《毛诗序》的作者子夏、屈原,下迄当代,惟不录生人。由于时间跨度太大,作者情况各异,文体复杂,因而后人对其注解,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号称"书簏"的李善,博学多才,终生致力于《文选》的注释,用力至勤,共引书一千七百多种,终于在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大功告成,进呈后,受到嘉奖。这样一位大学者,来到姚州,身份仅是"幕僚"一类。据民国《姚安县志》记载,李善在姚州期间,在当时那种繁忙的军事和政事活动中,仍不断向社会各界介绍和传授《文选》,让这部权威的文学选本,在边疆地区传播。"自李善至姚州,时人多以选学为学。"
骆宾王的官做得不算大,但为官的地方,北至 塞外,东到浙江临海,西、南达陕西、四川、云南,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最惊天动地的,是在他宦海失意、客居扬州时,认识了唐朝开国元勋徐茂公的儿子徐敬业,为徐讨伐武则天写下了一篇著名的《讨武(目 目空)檄》,引起了强烈的震撼。骆宾王还是诗上著名的"初唐四杰"之一,对齐梁糜丽的诗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内容到形式,以个人大量的创作,为唐诗的成熟和繁荣,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骆宾王到了姚州,一时其脍炙人口的诗文,在两姚一带广为流传。当时属中央政权的姚州都督府与地方政权吐蕃和南诏之间,关系复杂,形势严峻,骆宾王身处"幕僚"的地位,起草了很多文情并茂的公文,如《兵部奏姚州破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兵部奏姚州破贼蒙俭等露布》。这些公文,绝不仅仅是作者才华的显露,其中所表现的作者关心民瘼、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跃然纸上。特别是对姚州及周边地区山川地形和民风民俗的介绍,极有史料价值。至于个别地方有对少数民族的污言话语,那只有以"历史的局限"去解释了。
全国一流的学者、诗人在姚州生活、著述,何尝不是一种高起点、高品位的文化交流呢?宋元时代,一度时间积极进取的大理国统治者,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全力学习中原汉文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了。
在位于姚安坝子的官屯乡大村,原有南记时期所建的兴宝寺一座。建这座寺庙的人为杨帧,系南诏国布燮,地位相当于丞相。由于南诏后期战火频繁,兴宝寺损毁严重。到了现代,仅存"德化铭碑"一座。碑高1.28米,宽o.77米,厚0.44米。碑首呈半圆形,给人一种浑厚深沉之感。碑额刻有佛像,系唐代风行的祥和圆融的造形。碑上所刻碑文两篇,正面为《兴宝寺德化铭》,背身右侧刻的是《嵇肃灵峰明帝记》,所刻年代注明为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现该碑存放于姚安县城德丰寺内,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兴宝寺德化铭》文采斐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碑文的撰写者正是从外地入滇的被人称为"粉团侍郎"的杨才照。
当时,有多少像杨才照这样的知识分子,来到姚州,不但把先进的文化带进来,而且自己也融身于各民族之间,繁衍后代。
民族融合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最直接、最深刻的 渠道,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表现,一种成果。对这种成果的估价,无论如何称赞都不为过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论,中华民族由"多元"而"一体",就体现在这样"融合"和"交流"的过程中。
从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明清期间,多少来自内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云南传授中原文化的同时,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之中的一些留在本地繁衍后代的,都在无形之中接受了本地的文化,在血缘上也靠得更近了。
明嘉靖年间,因议大礼案而受到贬谪的杨慎(公元1488-1567年),在云南生活了40年。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为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长子。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24岁的杨慎殿试第一,任翰林院修撰。他是第一个被贬到云南的状元郎,并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在云南,足迹踏遍三迤,从多闻多见的认识途径上,上下求索,逐渐摆脱了理学正宗,开创了新的学术研究道路。杨慎往返于昆明与永昌、云南与四川之间,两姚地区是他必经之地,也是他驻足最勤、感受最深的一方土地。他在这里创作了《蜻蛉谣》、《蜻蛉行寄内》等诗文,在两姚地区广为流传:
蜻蛉川,娥碌野。铁箐穷崖,飞鸟不下,魁结成群行,白日腥风(氵丽)。击我耗牛驱笮马,金鸡庙前无行者。使君坐紫城,桴彭卧不呜。苍山平,洱水清,守犬无夜惊,行商到天明。白羽蠹,青苗生,南山踏歌北山耕。愿留使君住,只愁使君去。
畏途前番君不闻,高车驷马亦使君,劫商车下殷车轮。
这首《蜻蛉谣》,是对两姚地区各族人民耕牧生活的描绘,以及对当地百姓对"使君"这位远方客人的热情,作了朴质而真切的讴歌,难怪能够脍炙人口,传诵至今。另一首《蜻蛉行寄内》则描写了流放生涯的寂寞和凄苦,写尽了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心曲:
青蛉绝寨怨离居,金雁桥头几岁除。 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 燕子伯劳相对眠,牵牛织女别经年。 珊瑚宝树生海底,明星白石在天边。 人言西川遥,依道西川近;东风吹梦 过三巴,觉来身在南中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