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清"改土归流"，不得不先说说"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中央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

　　土司制度渊源流长，又与"羁縻政策"有些瓜葛。

　　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在经营西南边土、设置郡县统治的同时，针对少数民族部落林立、地方势力强大而难以驾驭的实际情况，十分清醒理智地实施羁縻政策，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句町、漏卧等部落酋长为侯，"遂缨络而羁縻"，意思是授给官爵来束缚宠络，使他们不生异心，利用他们间接统治当地少数民族，从而达到为我所用的政治目的。从此，羁縻之治开始滥觞。唐王朝统一边疆后，在各族首领辖区设置国羁縻府、州、县凡八百五十六个，开创中华历史之最；宋朝延续汉唐羁縻方略，元朝始见"土官"之称。土官即土司是也。

　　尤中先生在《西南民族史》中有言："土司制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少数民族中旧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永远保持不变。在推行土司制度之初，维护少数民族中旧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是为了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强加而引起带民族性的反抗。土司制度拉住了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将封建王朝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稳固下来，然后创造条件，最终实行改土归流，废弃土司制度。"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武定罗婺部自元朝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内附，次年立为罗婺万户府，罗婺部第五代部长矣格被封授为罗婺万户候，武定土司制从此肇始。

　　我们看到，中原王朝对武定的绢糜政策确实发挥了笼络彝民的巨大作用，在朝庭一次次封赏武定罗婺土官职衔冠冕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对土司势力的制约，对武定罗婺彝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统治。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在彝军中内签187户就地开展军屯，耕种748双(每双四亩)官田，为云南最早开展军屯的地方之一；明朝万历年间，设武定守御干户所，军队屯田16806亩；为了把罗婺牢牢地控制在股掌之间，明朝廷在封授土官知府世袭的同时，设置了流官同知，共同管理境内事务。

　　时光流逝，岁月沧桑。

　　明朝中期，代表封建王朝中央的流官与代表地方势力的土官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势均力敌甚至略占上风的流官同知渐渐对土官知府白眼相看，明中央王朝决定把象征政治权利的武定府印从土官知府手中移交出来由流官同知掌握，"土知府职专巡捕征粮而已"，堂堂知府沦为同知的附庸。这还不算，当时的土知府风昭母子被软禁在省府昆明，久久不得还乡。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素有野心的土舍凤朝文以此为借口，造谣"凤昭母子已经被杀害，朝廷即将派兵剿灭武定彝民"，煽动彝民反叛朝廷，杀死武定同知袁俸、禄劝知州秦健等十三人，又与寻甸安铨联合，率众二万人围攻省城。云南震动，朝廷以右都御史武文定为兵部尚书，提督云、贵、川、湖四省军务，调土、汉官军前来征讨。凤朝文之乱被平定后，朝廷悟出一颗府印有名无实，府印由谁掌管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无关大碍，不如再次"羁縻"凤氏，又把府印交还土知府掌管，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土官势力。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凤朝文的养子风继祖叛乱又起，先后勾结贵州水西、四川建昌(今西昌)、会理，云南东川、姚安等地彝族土舍，攻掠武定、禄劝、富民、罗次、曲靖、寻甸等地。滇省一时暴乱蜂起，全省震动。明朝廷派四川、云南兵讨伐，经过一场损兵折将的惨烈战争，方才平定了凤继祖之乱。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即平定凤继祖之乱的第二年，明朝在武定推行改土归流，半是为了继续笼络彝民，半是出于怜悯心肠，巡抚吕光洵"不欲绝凤氏"，降凤氏最后一代土知府凤索林支属凤历的儿子凤思尧为经历(正八品)，给庄田百余亩，象征性地承袭凤氏的土官地位。罗婺土司制沿袭三百余年，盛极一时的土官当政体制从此崩溃，其后的万德慕连那氏土舍、环洲李氏土舍只能算是涓流微波了，此是后话。

　　同年，武定军民府第一任流官知府刘宗寅到任。

　　隆庆三年，凤历因不甘儿子被降为经历，罗婺凤氏将永远地失去祖上世袭知府职位的现实，秘密串通四川七州、贵州水西彝族土舍反叛朝廷，不听新任知府刘宗寅的劝渝，聚众拥戴凤思尧为知府，夜袭武定府城，被刘知府击溃，凤历被诛，朝庭再次平息凤历之乱。之后，围绕着土官知府职位，风氏后裔又进行了四次抗争，均以失败告终。武定流官统治从此根基稳固。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湖广人氏，明嘉靖、隆庆年间任武定府同知的邓世彦，将武定这段改土归流的历史，写成诗文，刻碑立于狮子山"狮伏龙潜"巉崖之下，400多年的风雨不曾侵蚀这份重要的历史文本，至今仍在向游人们诉说一段不容忽视的罗婺历史。诗文曰：

　　余登狮山，见翠藏金碧，辉映日光，叹曰：吉地也!忆昔贼祖雄据东山，动北阙忧殷，费南丁兵饷，自辛酉至丁卯年，平定改流。刘公宗寅东来，与余志同谋合，有云龙风虎之态，迁城移府狮山之麓，已经三年。设法安抚如保赤子。幸会谷登年稳，盗息化行。刘公行矣，余不可久，归志浩然，因而短述。

　　狮山恍惚隐金乌，狡兔东潜不易图。
　　几载倒颠南北息，一朝会合虎龙符。
　　转开三匝光明地，温养多方乳嗅孥。
　　满耳太平风韵起，归来跨鹤莫踌躇。

　　诗文蕴含的历史信息是十分丰富的，同知邓世彦是武定改土归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其诗序在赞美狮山之后，笔锋一转，回忆风氏屯兵雄据三台山，因不甘心祖辈的辉煌被改土设流一举断送，罗婺后裔风朝文、凤继祖杀流官同知，攻府县，围昆明，惊动北京朝廷。朝廷不得已以龙虎符调集云、贵、川官兵平定叛乱，首任知府刘宗寅因平定凤继祖之乱有功，升俸一级，其余官吏均论功行赏；隆庆三年，刘、邓又联手扑灭凤历之叛，诛杀凤历等叛党。隆庆四年，在云南巡抚吕光淘、陈大宾，御史刘维的倡议下，花费官银一万二千余两，把"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的武定府城、和曲州治从四面受敌的五凤山迁移到狮山脚下。知府刘宗寅升迁调任了，先于刘宗寅到任的武定同知、湖广人氏邓世彦亲身经历了凤朝文、凤历之乱，也许他在谷丰年稳，地方太平的景象中看到了日后武定必有后乱的可怕未来，于是流露出我在此地不可久留，必须坚决离去的意向。

　　狮山的金乌(即太阳)照样升起隐落，逃窜东川(即"狡兔东潜不易图")的凤继祖早已诛灭，几年地方叛乱均被朝廷大军平息，武定地界冰浴着皇朝的光明，改土归流后的大明邦土养育着这方在邓世彦看来是乳臭未干、幼稚无知的罗婺乡民，在满耳太平的歌功颂德声中，厌烦了地方政务的邓同知一门心思矢志归去，那怕是效仿古人跨鹤隐居也在所不辞。

　　透过曲折委婉的诗文，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在武定同知任上历经沧桑，而且一直不得升迁的资深官员邓世彦怀着满腹心事，怀着丝丝惆怅，怀着太多的失望，压抑着心底的牢骚，义无反顾地想要离开武定。

　　邓世彦与其他流官同知不同的是，他留下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武定府改土设流议》二十条建议，奠定了武定改土设流的基调；留下了《武定府改土设流记》和狮山最早的咏史诗文--隆庆诗碑，供后人追思凭吊。还参与规划、建筑、搬迁了武定新城，留下一座城墙七百九十丈八尺，周围三里三分，高二丈：垛口一千三百九十四个，修建有四座城楼三道城门的武定新城。从此，汉文化对罗婺彝族地区的浸润日益加深。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从武定城楼的题名上就可以看出一斑。刘宗寅、邓世彦对武定四城楼的命名是：东曰"迎曦"，南曰"阜民"，西曰"靖远"，北日"德润"。清康熙二十七年，知府王清贤重修武定府城，在三道城门上分别题匠，以石刻铭，东日"迎恩"，南曰"向化"，北曰"抚彝"，其汉儒文化统治的倾向鲜明可见。